宋本广韵·永禄本韵镜合刊影印本弁语（上篇）

文化，古代和现代不同，表现在辞书上，古代也和现代不同。为了文化的传与承，为了语文的教与学，辞书应运而生。古代的辞书，在字书出现之后，又有韵书，韵书是按韵（韵是汉语语音的要素）编排、依韵检字的辞书，在现代辞书中，韵书只占极小的比例。而在古代则不然，“唐人盛为诗赋，韵书当家置一部，故陆、孙二韵，当时写本当以万计。”（王国维《书吴县蒋氏藏唐写本唐韵后》）唐宋是韵书的兴隆时期，溯其原始，南北朝时期，韵书和音义书已臻发达，诸家蜂起，隋文帝开皇（581-586）初年，南北精英，即当时的音韵学家、人文学者、诗人共十人参与的长安论韵是中国音韵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导源于此，仁寿元年（601）陆法言的《切韵》成书。《切韵》很快为世人接受，封演（唐玄宗至德宗时人）《封氏闻见记》卷二：“隋朝陆法言与颜、魏诸公定南北音，撰为《切韵》，……以为文楷式。而先、仙、删、山之类，分为别韵，属文之士，共苦其苛细。国初，许敬宗等详议，以其韵窄，奏合而用之。”《旧唐书·许敬宗传》：“高宗嗣位，代于志宁为礼部尚书。”“六年，复拜礼部尚书。”可见《切韵》至唐时成了官府用于科举考试的标准韵书，而前此诸家韵书遂逐渐佚失。毫不夸张地说，《切韵》是中国音韵学的经典，唐宋的韵书绝大多数都是它的支裔，数以十计的增订本统统被称为“《切韵》系韵书”。在“《切韵》系韵书”中最享盛名的是宋真宗颁行的《大宋重修广韵》。

宋代在统一中国后，偃武修文，为了科举考试的需要，宋初诸帝很重视韵书、字书的规范工作。王应麟（1233-1296）《玉海》卷四五“艺文·小学”的“雍熙《新定广韵》”条云：“太平兴国二年六月丁亥，诏太子中舍陈鄂等五人同详定《玉篇》、《切韵》。”是年为公元九七七年。“景德《新定韵略》”条云：“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诏颁行《新定韵略》，送胄监镂版。先以举人用韵多异，诏殿中丞丘雍重定《切韵》。”王应麟用“先”字追溯，说明丘雍重定《切韵》一事较早。《玉海》“景德《校定切韵》、祥符《重修广韵》”条云：“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崇文院上《校定切韵》五卷，依九经例颁行（本陆法言撰），祥符元年六月五日改为《大宋重修广韵》。”现在我们可以打开《广韵》，卷首载景德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公历1007年12月27日）牒文，云：“爰命讨论，特加刊正。”这牒文中的“十五日”即玉海中的“戊寅”，可见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准备、试验，以前此的《切韵》某本作为蓝本，修订而成《校定切韵》，终于在景德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皇帝命令颁行。但是《广韵》卷首又有第二道牒文即大中祥符元年六月五日（公历1008年7月10日）牒文，云：“爰择儒臣，叶宣精力，校雠增损，质正刊修，综其纲条，灼然叙列，俾之摹刻，垂于将来，仍特换于新名，庶永昭于成绩，宜改为《大宋重修广韵》。”显然这是对上年底的《校定切韵》的又一次“刊修”，年中告成，皇帝赐以新名。宋人章如愚《山堂考索》前集卷十一“诸子百家门·韵书类”的“广韵”条云：“景德四年刊正，大中祥符元年命儒臣增损，改为《重修广韵》。”据《金华贤达传》卷七，章如愚乃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进士，著名学者。《广韵》经两次修订，两次命名，宋人章如愚、王应麟所言当为可信。《广韵》本身没有标明作者，据《玉海》卷四五，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官修《集韵》成书，其“韵例”云：“先帝时令陈彭年、丘雍因法言韵，就为刊益。”只有三十一年的时距，其言毋庸置疑。《广韵》的功用从宋人笔记可见一斑：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方大驾南渡，典章一切扫荡无遗，甚至祖宗谥号亦皆忘失，祠祭但称庙号而已。又因讨论御名，礼部申省言：‘未寻得《广韵》。’”

历史似乎又重复一次，由于《广韵》带有集成的性质，前此的《切韵》系韵书遂逐渐散佚不传，到了二十世纪，发现了若干敦煌韵书残卷，一九四七年发现王仁煦的《刊谬补缺切韵》全本，但一般学人皆难以获睹，所以千年来，《广韵》也被奉为韵学的经典著作。周祖谟先生说：“从音韵学方面来说，《广韵》既因承切韵而来，其声韵的类别所代表的就是中古音的系统。”（《广韵略说》）可以说，欲研究汉语中古音必须研究《广韵》。陈澧作《切韵考》，高本汉着《中国音韵学研究》，依据的都是《广韵》。以《广韵》音系为参照系，可以上推古音，下连今音。调查和描写现代汉语方言，也离不开《广韵》音系。《广韵》的注文引用了大量的古代典籍，对文字学、训诂学、辑佚学、文化学都有宝贵的文献价值。

据朴现圭、朴贞玉《广韵版本考》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广韵》自纂成至今，刻本钞本达百种左右。如果按照注文的详略来划分，可以分成详本和略本两大类。如果按照刊刻的源流来看，详本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福建私刻的“钜宋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曾于一九八三年影印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福建路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刊本，名为《钜宋广韵》。原藏本缺去声一卷（按，日本藏本为全帙），取南宋巾箱本补足。另一大类是临安国子监刊刻的“大宋本”（因为书名是《大宋重修广韵》），此类版本目前存有高宗本、宁宗本和巾箱本，另外尚有二十世纪发现的俄藏北宋末年本残卷。迨至清代，校刻《广韵》者甚众，这些刻本中比较通行的可分为三系。一系是康熙年间张士俊校刻的泽存堂本，张氏取宋本，自加校改，是者固多，非者亦复不少，所以褒贬不一。周祖谟先生《广韵校勘记》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六，上海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三八年影印出版，《广韵校本》原作为史语所专刊之十九，一九五一年作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三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六年北京中华书局出合刊本。余乃永先生有《校正互注宋本广韵》（台北连贯出版社，一九七五。其二年第四版，改名为《新校互注宋本广韵》，上海辞书出版社）。周、余二先生的书都是以泽存堂本为底本，一九八二年北京市中国书店曾以一九三四年来薰阁印本为底本重加影印。因此泽存堂本在目前的学术界使用者最多，影响也最大。另一系是光绪年间黎庶昌刻《古逸丛书》本，黎庶昌取杨守敬在日本访得的宋宁宗年间本，参照泽存堂本，作了校勘，收入《古逸丛书》。一九三六年上海中华书局又将此本收入《四部备要》，一九九八年中华书局编辑《小学名著六种》，又将《四部备要》本收入。张刻本和黎刻本都是以宋本为底本，经过校改而成，尽管和宋本相较，互有优劣，但也因此失去了宋本的本来面目，至为可惜。第三系是南宋巾箱本，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曾影印出版，不像泽存堂本和《古逸丛书》本经过校改，因而能保存宋本的原貌，这是可贵之处。但是巾箱本缺页甚多，商务印书馆配以泽存堂本，使真正的宋本打了些许折扣，也未免让人有些遗憾。
据屈万里、昌彼得先生《图书版本学要略》考证，巾箱本是南宋孝宗间婺州（今浙江金华）浙刊本。原书四周双栏，版框高十三点四厘米，宽十点七厘米，版心为白口，单黑鱼尾，题款格式为“韵几/页几/刻工人名”。每半叶十行，注文为小字，双行排列，行小约二十四字。新韵目接上文直排而不改行。宋帝讳避至“慎”（孝宗讳）字止，光宗以下“惇”、“扩”等皆不缺笔。（据《广韵版本考》）巾箱本原为明毛晋汲古阁旧藏，押“宋本”印，后来辗转于张元济涉园、蒋祖诒密韵楼，现藏于中国台湾中央图书馆。原书五卷五册，缺页依本次影印本页码，缕述如下：
卷首：一上至三下（《广韵》牒、序）
上平：六上、一九上、三一下至三四下
下平：三六下、三七上、六四上至六六下
上声：八六上、九七上
去声：九七下
入声：一五四上至一五九上
卷末：一五九下至一六下（附录《切韵法·文字常识》共六种，按，《广韵版本考》谓之“六则”）

巾箱本于民国八年（1919）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张元济先生主编的《四部丛刊初编》，民国十八年（1929）出第二版。黄侃先生手批本《广韵》用的就是这个版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将版式拼缩为一册，是为第三版，题记曰：“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海盐张氏涉园藏宋巾箱本”。在中国台湾省，此缩印本曾多次影印。缩印本为节省版面，删去版心，每面含原本两叶，四周双栏改为四周粗黑单栏，缺页以泽存堂本补配，并补卷首六叶，即自“大宋重修广韵一部”至“论曰”等序文。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亦曾影印过巾箱本。上世纪下半期巾箱本在中国大陆地区总是作为《四部丛刊》之一印行的，没有出过单行本，大多数学者手中没有这个本子，因此巾箱本也鲜为学界所重视。

目前广大学者使用的《广韵》其实都是经过校改或补配的宋本，并非原本。即使如上海影印的《钜宋广韵》，第四卷缺，只得配以巾箱本，但是该卷首页巾箱本也缺，于是不得不用泽存堂本配齐。这次江苏教育出版社影印《广韵》，选择巾箱本为底本，其目的：一方面提供给学术界一个异于以往的版本；一方面还原一个比较真实的宋本。《四部丛刊》所收巾箱本，缺页配以泽存堂本，但由于泽存堂本经清人校改，实际上已经不能算作完全意义上的宋本了。这次影印，把补配缺页的泽存堂本抽换成南宋高宗绍兴浙刊本和孝宗乾道钜宋本，如此就可当“宋本”之名而无愧了。南宋高宗本过去被认为是北宋本，后经研究，非是。该本全帙现藏日本内阁文库。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缺上声和入声卷，此本原为文征明所藏，后经毛晋父子、季振宜父子、陆费墀、张岱等，最终为傅增湘购得，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捐赠北京图书馆，此藏本被收入日本一九九四年影印的《临南寺学术研究资料集成》第三辑。这样处理过的巾箱本实际上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南宋高宗、孝宗两朝的刻本，比目前市面上所能见到的《广韵》刻本更近于宋本原貌。

当然，即便如此，巾箱本也并非完美无缺，因为任何一个善本都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刊刻错误。如上平声韵目“齐”字反切“徂奚切”误作“但奚切”，冬韵“户冬切”小韵首字“”右边误从“官”，钟韵“重”字反切“直容切”误作“宜容切”，之韵“之”字反切“止而切”误作“上而切”，支韵“疵”误作“疪”。还有一些字形相近的误刻，如反切上字“士”常刻作“土”，甚至漏刻，如七五页下七行“丶”字竟留白不见。这些都是我们在使用这个版本时必须注意到的。巾箱本和其他版本比较起来，还是有其长处的。限于篇幅，笔者将上平、下平两卷内小韵首字下所载字数和泽存堂本有出入的列举对勘，也顺带检查一下其他几个版本的情况：

（表略）

上表共举出十五处平声小韵的统计数字，巾箱本错二处，高宗本错八处，钜宋本错二处，元泰定本错一处，而泽存堂本竟错达十三处（“携”小韵泽存堂本和楝亭五种本收录二十四字，比其他版本多出“巂鸟”字，此字待考），凡是高宗本错的，泽存堂本也跟着错。从这些统计数字，我们也可看出巾箱本的可靠之处并不逊于比它刊刻早的高宗本。周祖谟先生曾于《跋张氏泽存堂本〈广韵〉》一文中指出：“故宋刻之中，当以巾箱本为最善”，信哉斯言。当然，在其他处，诸本各有千秋，需要具体分析。

《四部丛刊》缩印本为长三十二开本，这次影印放大成国际十六开本，在书眉上增加韵目，在正文前添上广韵韵目表，便于学者翻检。张元济先生补巾箱本的缺页，是把泽存堂本的内容按巾箱本的版面剪切拼拉，因此补页的版面疏密不一。这次重补没有这样做，而是让不足的版面空缺，这并不是为了省事，而是要让读者一眼能看出哪些页是配补的，我们觉得这样做似乎更忠实于原貌。